在中国科学界，有一个温馨家庭与卓越事业交织的传奇，构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是关于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与他的女儿李林、女婿邹承鲁的故事。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掠夺、欺凌、奴役的历史。近代以来的中国的近代史，又是一部充满动荡、剧变而又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不平凡的历史。
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为国捐躯；又有多少有识之士远离故土，远涉重洋，寻求强国富民的真理或科学救国的道路……李四光就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位享誉中外的著名地质学家、卓越的科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是私塾先生，母亲是农民。还在武汉高小学堂学习的时候，他了解了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欺凌中国的历史，因此便被保送到日本留学时，他选择了造船专业。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为创始会员之一，孙中山先生曾勉励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这句话成为他终生的人生座右铭。
回国后，“当时的中国就没有造船用的钢材”，所以李四光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1913年，李四光远渡重洋到英国留学，想着学成归国后把铁矿开采出来炼成钢材，这样就可以造船了，因此他选择在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专业。他一年后，意识到要采矿、开矿，首先得学会找矿，于是他决定改学地质。19188年，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从伯明翰大学毕业，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这样，搞地质也便成了他终生的选择与职业。
1920年，应蔡元培先生邀请，李四光回国到北京大学执教，任地质系教授、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地质人才；后任地质研究所所长，组织并且开展地质调查工作。1931年获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934年赴英国讲学，在伦敦、剑桥等八所大学举办“中国地质学”讲座；1947年获挪威奥斯陆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李四光是我国现代地球科学的开拓者、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之一，也是地质力学学说的创始人，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现代地质学之父”。
早二十世纪20年代,在世界地质学界，关于大陆运动起源的问题争论激烈。李四光用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创立了地质力学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编写了《地质力学概论》，开辟了探索地壳运动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他关于古生物蜓科化石分类标准与鉴别判定的方法，为微体古生物研究开拓了新道路，为国内外学者沿用至今。他率先在中国开展古地磁学研究，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古地磁实验站。这些学术成就特别是地质力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李四光还顶住巨大的压力与的质疑，坚持中国也有冰川形成过程的观点，结果发现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遗迹，建立了中国第四纪冰川学，不仅给西方地质学权威们以有力的回击，也为第四纪地质研究特别是地层划分、气候演变农业地质与环境治理开拓了新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自英国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任地质部部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地震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他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者。
作为首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地质工作如何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上，发挥地质工作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战略性、先行性、基础性作用。在他的组织下，我国建立起独立的地质工作体系，开展了大规模地质普查，实施了重要矿种会战，探明多种矿产储量， 建立了一大批矿产基地,有力支撑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李四光还运用地质力学理论，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陆相沉积）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指导了全国石油地质普查的战略选区工作，加强了东部地区找油工作，为大庆、胜利、大港等一系列大油田的勘探、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甩掉了我国“贫油”的帽子。他指导铀等放射性矿产勘查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现了粤北大型铀矿，为发展我国核工业和“两弹一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指导完成了大量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工作，为大规模城市建设、矿山建设、水利建设、铁道建设等提供了保障。
经何长工、张劲夫介绍，李四光以近 70高龄加入中国后，更是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当中。他提出进行地应力测量和构造应力场分析，研究区域地壳稳定性和“安全岛”，研究地震发生、发展的规律，提出不可以忽视河北河间、滦县等地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后来事实上了他的预见，为地震预报和各种地质灾害的预防指明了方向；他推进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我国清洁能源利用的先河；他晚年撰写的《天文·地质·古生物》，以重视整体、联系和变化为特征，将天体运动、地壳运动和生物活动结合起来，把宇宙作为一个相关联的体系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
李四光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这数百万字的科学著述，是他作为一个著名地质学家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与一个科学家的深邃思考。
1971年４月29日，李四光在北京逝世。直到临终，他还念念不忘发展地球科学、国家建设和人民的安危。
李四光时刻牢记孙中山先生“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叮嘱，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注重实践，悉心钻研，勇于创新，为发展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并在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新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也是中国人的优秀代表。周恩来曾给予他高度评价：他“永远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
李四光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更给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李四光精神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后来学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光荣而艰苦的地质事业，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
有道是：演奏到了动情处，弦凝指咽声声慢，别有深情一万重。话说李四光和许淑彬因为音乐结缘之后，一对青年男女情投意合，琴弦和鸣，终修成正果。
1923年10月，这对佳人结婚一年后，便有了爱女李林。李林出生时，父亲李四光尚在北京大学任教，母亲许淑彬则仍是北京师大附中的音乐老师。李林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自然对她呵护有加，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许淑彬也许是吸取了丈夫整日与石头为伍为冷落家人的“教训”，她不想再让闺女再去当什么科学家，而是想让女儿传承自己的艺术天赋，学习演奏钢琴。李四光完全认同妻子的主张，他也觉得女孩子家家不太适合搞地质。
李林本身是个“天才苗子”。她4岁时已能读书写字，5岁开始学弹钢琴，并爱上了钢琴。可天不遂人愿，李林6岁那年，左手手指生了一个疮，伤愈之后，她的左手食指竟然莫名其妙地短了一小截。不能成为专业的钢琴家，李林便把弹钢琴当做自己的业余爱好，偶尔也露上一小手。
1934年，李四光偕家到英国讲学两年，他把11岁的李林女儿也带在身边。在伦敦，李林和英国小朋友同堂学习，两年后回国。回国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李四光一家由北京迁往上海，之后又辗转到桂林。
李林她从小跟随全家走南闯北，但功课一点也没落下。为了早点升入高中，李林在报名表上把自己的名字由李熙芝改为“李林”。和父亲一样的经历，当父女两个人在一起长谈时，总是把这件事拿出来逗笑一番。
有人说，女儿是父亲的贴心棉袄，父亲也往往是女儿新目中的第一个偶像。李林后来回忆，很小的时候，父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学、忠诚朴实的思想作风对她的影响很深，使得她从小就立下志向，学科学、搞科研，幻想着将来也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科学家，为祖国的强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高二第一学年的时候，李林就把高中三年的课程自学完成了。她想早一点参加大学考试。
1939年，年仅16岁的李林在桂林还没有读完高中，便跳级考取了贵阳医学院。她希望成为一名医生。当时兵荒马乱，而在李四光和他的妻子许淑彬的眼中，女儿还如同花儿一般，生怕外面的风雨让这棵花朵枯萎了。因此，他们不想女儿报考外地的大学，早早地离开自己的身边，他们盼望女儿报考广西大学。1940年，17岁的李林在桂林以同等学历考入广西大学，但学校没有李林喜欢的医学系，后经李四光的开导，她改学了机械，成了广西大学机械系里唯一的女生。
有人总结，李四光和李林这对父女身上有太多的共同点。比如，父女两人都是14岁自己做主把名字改了；两人都是超级学霸。也许是天意使然，李林后来像她父亲一样，走上了科学家的道路。
1944年，抗战还没有胜利，李四光一家已由桂林迁到重庆。李林从广西大学毕业后，她独自来到设在成都的航空研究院找工作，在机械结构组做了助理员，学到许多机械、材料方面的新知识。
1946年7月，李林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去他父亲的母校----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的机会。在李约瑟夫妇的介绍与帮助下，李四光为李林争取到了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但此时，李林和父亲一样，又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要远渡重洋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了，如何抉择专业，她特意向父亲征求意见。搞了一辈子地质力学的李四光希望女儿在力学方面有所造诣，建议女儿专攻弹性力学（Elasticity）。可秘书发信时不小心将E错打成P，一个字母之差，英语的弹性力学变成了塑性力学（Plasticity）。李林以为那是父亲的意见，阴差阳错之间，她开始涉足金属物理方面的研究。
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李林师从金属位错理论奠基者考垂尔（Cottrell）博士，开始攻读金属物理专业硕士学位。由于在国内学的是机械工程，机械与物理专业是两个领域，因此，一开始，李林在物理、数学方面的基础与考垂尔博士所要求的还有一定差距。
李林的求学路走得磕磕绊绊，父亲在国内不间断地用英文给她写信，安慰她“不要着急、慢慢来”，鼓励她“坚持就是胜利”。这些精神上的支持，产生了巨大而持续的动力。两年后的1948年初，李林的论文《高纯铝的蠕变》通过答辩，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物理冶金硕士学位。随后到剑桥大学冶金系试验室做试验员。
1949年，李林申请到英国金属学会奖学金，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习金相学和电子显微镜。谈到攻读博士的经历，李林生前多次讲述过这一段经历——
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完成金属物理硕士学习后，导师对她说：“你现在可以去找个丈夫，结婚生孩子了。”当时李林是全系唯一的女生。导师的话不无道理，当时英国社会受教育女子的一条普遍出路是——修身养性，成为上流社会的名媛，而非成为科学家。
但是李林倔强不甘心，因为成为科学家是她从小的梦想。然而，她想继续深造却没有钱、没有地方可去。她通过父亲李四光的关系，在英国剑桥大学冶金系奥斯汀教授的实验室里找到了一个临时实验员的工作。
当时，李林的工作就是把一个个大衣纽扣大小的金属样品放在砂轮上，用手指按住抛光，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金相。这些样品大多是从炼钢厂送来的钢铁样品，工作单调枯燥。
一天，李林正在给一个样品抛光，一不小心，手指一松，样品从旋转的抛光机上“飞走了”。把教授的样品弄丢了，这可怎么办？看到李林着急的样子，同事一边安慰她，一边找来磁铁在地上吸，结果吸出来好几块大小形状相同的样品，已分不清哪块是李林刚刚抛光的。同事七嘴八舌地给她出主意，让她随便选一块，可能教授也分不清哪块样品是新拿来的。李林想了半天，最后选了一块比较干净、看样子像刚刚掉在地上的样品，抛光分析后作出金相报告。
在交报告和样品时，李林还是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如实告诉了奥斯汀教授，并且说明，“因为这块最干净，所以我相信这块一定就是你的样品”。教授什么都没说，就让李林走了。
几天后，奥斯汀让李林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李林想，这下坏了，搞不好要丢掉差事。
很快，奥斯汀便帮助李林申请到了英国金属学会的奖学金，李林成为剑桥大学金属物理系的博士研究生。在著名金属物理学家纳丁（Nutting）教授指导下，运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研究金属材料的显微结构。
1950年，李林带着《电子显微镜科学》的论文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电子显微镜学会，受到广泛好评。
在爱情方面，李林似乎要比父亲“有出息”得多。不到25岁，她就认识了自己的“真命天子”－－邹承鲁。
邹承鲁1923年5月出生于山东青岛，与李林同岁，父亲邹东湖是铁路职员。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的缘故，幼年的邹承鲁也和李林一样，常随家搬迁，从青岛到北京，从北京到长春，再从长春到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迁居武汉，在这里邹承鲁读完了小学。1935年，邹承鲁被舅父胡鸿猷接到湖南长沙，就读于雅礼中学初中部。雅礼中学成立于1910年，是一所远近闻名的好学校。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邹承鲁随父母迁往重庆，并就读内迁的南开中学高中部。1941年，邹承鲁从南开中学毕业，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45年毕业，那年，邹承鲁23岁。
1946年，从西南联大毕业的邹承鲁参加了第九届庚款留英考试。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个考试已中断了好几年。它的录取率原本就非常低，这次变成由多届毕业生竞争仅仅一二十个名额，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结果，邹承鲁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以化学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英国剑桥大学录取。
1947年7月，邹承鲁搭客轮赴英国留学。他先被分到伯明翰大学化学系，在诺贝尔奖得主、系主任霍沃思（Haworth）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糖化学研究。几个月后，他转入剑桥大学，跟随凯林（Keilin）教授研究更心仪的酶学。邹承鲁在国际上最早用蛋白水解酶部分水解方法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并发现细胞色素c纯化后与线粒体结合时在性质上发生明显的变化，证明细胞色素b与琥珀酸脱氢酶不是同一物质。1949年12月，他在《自然》（Nature）以单独署名的方式发表他人生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在随后的两年时间内，他又接连在《生物化学杂志》（Biochemical Journal）等著名杂志上发表了6篇论文。在这7篇论文中，除1篇是共同署名的外，其余6篇论文都是他单独发表的。研究生毕业时，邹承鲁直接跳级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还被公推为1949—1950年度留英中国同学会会长。“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留英中国学子中，他“风头之盛，一时无两”。
李林在伯明翰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听同学谈起过邹承鲁：他长相清秀，玉树临风，颜值不输小鲜肉。邹承鲁也听人讲起过大家闺秀兼“学霸”的李林。人生中难得的是阴差阳错。邹承鲁进入剑桥两年之后的1948年，李林也到那里去攻读物理冶金博士学位。
在剑桥大学的一次留英同学聚会上，在其他人的怂恿下，李林和邹承鲁合唱了一首《松花江上》。在异国他乡，神交已久、缘悭一面的两个年轻人，因为这首来自家乡的歌曲而终于见了面，而且彼此都有相识恨晚之感，意识到对方可能就是彼此的“唯一”（the one）。
李林注意到，邹承鲁确实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男生，可以称为一个天才，不仅长相英俊，而且也是学霸一枚。在剑桥读博期间，李林总是向其请教物理方面的问题；而每每李林在实验室忙碌到子夜时分，邹承鲁则会送去可口的夜宵。
在异国他乡，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爱好，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1949年8月25日，两人在英国的海滨城市朴次茅斯结婚，李四光亲自为自己的独生女儿李林和女婿邹承鲁主持了婚礼。参加婚礼的还有李四光的好友陈西滢夫妇和他们的女儿陈小滢。
当时谁也没想到，未来这对小夫妻竟然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且和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一起成就了“一门三院士”的神线月，邹承鲁顺利通过了《细胞色素c和琥珀酸脱氢酶的研究》论文答辩，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博士答辩前，他同时收到了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信。
1951年7月，邹承鲁告别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乘海轮启程回国，经香港到达上海，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开始了新中国酶学研究的奠基工作。
邹承鲁回到祖国，源于他质朴的爱国情怀。事实上，3年前的1948年，他的母亲胡葵已经跟随在交通部任职的长子邹承曾去了台湾。从此，母子相隔海峡两岸，直至半个世纪后的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再次相见。
1951年10月，即邹承鲁启程回国三个月后，李林也通过了《低碳钢的时效硬化》的博士论文答辩。她没等拿到毕业文凭，在论文答辩的第二天就独自一人秘密乘船，经瑞典和苏联回到祖国。剑桥大学——这个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高等学府，现在因为李林的博士学位无人领取而陷入了尴尬。直到30年后的1981年，她的学位证书才被导师纳丁带到北京，亲手送到她的手里。
归国后，李林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从此，夫妇俩更加忙碌。李林在上海冶金所工作从事材料物理学的相关研究，一连串的偶然也让李林成为中国第一个用透射电子显微镜研究金属材料显微结构和性能的科学家。而邹承鲁与王应睐、汪静英合作纯化了琥珀酸脱氢酶，并发现其辅基为与蛋白部分共价结合的FAD，这是一个被发现与蛋白质共价结合的FAD辅基。此外，他们对呼吸链及其他酶系也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为中国酶学及呼吸链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李林和邹承鲁夫妇在各自的领域为祖国做贡献，作为归国科学家的典型，他们的事迹刊登在1956年8月的《人民画报》。
三年过渡时期之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钢铁。李林作为我国著名冶金学家周仁先生的助手，承担了研究包头铁矿的高氟炉渣腐蚀问题、球墨铸铁等课题。李林还参加了《包头钢铁高炉冶炼过程中氟的行为研究》。由于铁矿含氟量高，炉衬内一般耐火材料受到的腐蚀很厉害。李林经过研究，发现石墨是较为理想的材料。包钢得以全面开发并成为中国特种钢的生产基地，李林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初，国家全力发展核工业，急需一批专业人才到北京，其中就包括做电子显微镜研究的，而李林几乎是中国科学院仅有的做此研究的科研人员。组织纪律性强的李林坚决服从国家安排。那时，她丈夫邹承鲁的科学研究刚刚步入正轨，很难离开上海。为了祖国核事业，她与丈夫商量后，决定离开熟悉的专业，转行研究原子能。而邹承鲁继续在上海从事酶学研究。
离开上海，李林来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房山县陀里乡的二机部401所，出任第六研究室副主任，这是她的“第二个家”。李林在这里工作的13年，正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关键时期。她归到钱三强的麾下，主要承担反应堆材料及燃料组件堆内行为研究。她总是坚持到生产第一线，组织协调各项生产任务，哪里最危险、最艰苦，她就出现在哪里。
众所周知，热室试验工作特别是原子反应堆材料的辐照实验，是一项放射性强、技术方面的要求高、工作艰苦的工作，而且会影响生育，通常不让女性参加。李林从事这项工作时，女儿邹宗平才刚刚5岁，夫妻二人从此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分居生活，夫妻俩因此错过了再要一个孩子的年龄。而邹承鲁对此毫无怨言。他深知，搞科研是神圣的，要用一生去追求，要有付出、有牺牲，并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妻子。
1964年，李林由401所调入194所，参与08、09工程的研制工作，对其核心部位的金属铀和二氧化铀的腐蚀性进行热室考验分析，研制新型材料和特殊元件，指导和参与各种元件的生产和检查工作，最后组装和技术把关。李林参加了第一个“反应堆”实验、第一颗引爆材料工作实验、第一艘核潜艇材料实验，为祖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10月，55岁的李林调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担任第九研究室主任，开始做超导研究工作。在国际超导研究竞争更激烈的情况下，她带领研究团队日夜奋战，努力追赶，奋勇当先。1980年，李林用自己设计的吸气溅射仪第一次在中国制备出了临界超导转变温度最高（23K）的A15相铌三锗薄膜，使我国的高温超导薄膜研制达到了国际水平，为我国超导体薄膜制备研究成果实现器件化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1991年，她领导的钇系氧化物超导薄膜项目成果获中科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研究组被评为“七五”攻关先进集体，1992年该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邹承鲁建立了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和作图法，被称为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1979年，邹承鲁发现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在活性部位形成荧光衍生物的工作在英国Nature杂志发表，这是“文革”后中国科学家在Nature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研究成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邹承鲁是一个特别傲气的年轻人，很不喜欢沾岳父的光。他经常教育女儿邹宗平：“外公是外公、你是你，不管是外公，还是父母，人一辈子还是得靠自己。”有一次，他半开玩笑的对朋友说：“有一个当科学院副院长的岳父真的很倒霉！”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要想激怒邹承鲁，只要一句话就够了，就说他是李四光的女婿。
晚年时，李林在检查身体时发现肺部影像出现了问题，因为原本有基础疾病，进一步治疗会产生极大风险。“我从父亲身上得到了力量。有时候我是很不舒服的，但是我能扛过去。很少有人知道我有病。”李林希望像父亲一样，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事实上，当生命即将结束时，李林躺在病床上，仍然惦念着她那份还没完成的事业。
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院士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照片里一位满头银丝、戴着金丝边框眼镜的女科学家开怀大笑，让观者如沐春风——那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林。
在世的时候，她熟为人知的身份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院士的女儿、著名生物物理学家邹承鲁院士的夫人。这个性格开朗、豁达大度的女科学家有时也会嘟囔两句：“我都着么优秀了，怎么就不如我们家那两个男人有名呢。”说完，她就笑开了。
事实上，李林用一生的追求证明了自己：为了国家的需要三转研究方向的科学家；青年学子尊敬的“慈母”；爱美、爱笑的女人。
邹宗平是李四光的外孙女，是李林和邹承鲁的女儿。现在是和李四光一起生活直至他逝世的唯一健在的直系亲属。作为孙子辈的邹宗平，她与母亲不同，选择了外祖父所学的专业——地质学，197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接着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深造，学习地质专业，学成之后毅然回国报效国家。现在，她担任李四光纪念馆馆长的特别助理，也是李四光版权、著作权、肖像权的唯一授权人。
邹宗平回忆，她曾到美国留学，父母和她靠通信联系，当时书信一来一往要两个星期，始终没间断过。邹宗平在国内没学过生物，需要“补课”，但因没有中文资料，她向父亲求教。邹承鲁极其细心地给她回了一封七八页的信，详细的介绍了生物学的概念。“从小到大和父母聚少离多，但父母对我的关注是一直都在的，爱是满满的。”
身在“一门三院士”之家，邹宗平受到的印象最深刻的教育是：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邹宗平说，“用创造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去求人生的出路”，是外公李四光一生的真实写照。而比起父亲邹承鲁的天资聪颖，母亲李林的执着勤奋是她有所成就的“武器”。“工作是母亲最大的乐趣。她达到了这一生最想要达到的目的，能够安安静静地做学问。”邹宗平说。
当然，在邹宗平的心目中，母亲也是一个热爱生活，具有生活情趣的人。邹宗平回忆，母亲李林爱笑，也爱美，一直行走在时尚前沿。年少时，她常常是一头蓬松卷发，穿的是碎花裙、泡泡袖毛衣、英伦风大衣、抹胸短裙，是自信闪亮的少女；天命耳顺之年时，满头银丝的她戴着金丝边框眼镜，裙子依然是必备单品，配以吊坠简单装饰，干净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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